1940年，雷锋（陈海劼饰）出生在湖南望城一户贫民家里，他五岁那年，父亲雷明亮（金永林饰）被日本兵活活打死。为了活命，小雷锋去给地主放牛，哥哥也到镇上的染房做徒工，后来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哥哥死后，雷锋边干活边照看年幼的弟弟，妈妈（陶慧敏饰）则靠卖香烟火柴贴补家用，不久弟弟夭折，好心的邻居吴裁缝也被抓了壮丁。母亲因不堪汉奸刘绍礼（崔杰饰）污辱，自尽身亡。成为孤儿的雷锋靠讨饭度日，幸遇地下党员彭大叔（吕晓禾饰）把他收养在自己家里。解放后，雷锋（王思圣饰）担任了儿童团长，跟着大人们斗地主、分田地，站岗放哨抓坏人，并分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雷锋得到了上学的机会......这些影片并不直接宣传政府的政策、方针，也尽量避免政治倾向直接“出场”，而是通过对克已、奉献、集体本位和鞠躬尽瘁的伦理精神的强调来为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化”询唤，从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合法性。当然，在这些影片中，伦理与政治、情与理、道德英雄与政治英雄之间的裂缝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缝合，尽管对这一裂缝的弥补，也许并不仅仅是或者主要不是电影文本自身的叙事能力所能承担的。而从美学的角度上来说，不少“好人好事”影片，如《军嫂》、《少年雷锋》等，不仅叙事方式、视听语言相对单调和陈旧，而且人物形象由于被道德定位，他们内在的人性困惑和必然要面对的外在环境对人格的压力在影片中便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简化了，人物被先验地假定为就是一个既不受来自本性的个人利益驱动也不受来自外界的利益分割的诱惑的“天生”的“好人”，人物形象往往缺乏立体性而成为一个平面化的伦理符号，或多或少地在相当一些影片中留下了意念化的痕迹。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在谈到小说艺术时，曾经说，“小说的艺术教读者对他人好奇，教他试图理解与他自己的真理所不同的真理”，所以，“将道德审判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